在这篇小说里，契诃夫着重使用艺术夸张手法，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套子”，从外表、生活习惯、思想方式乃至婚事诸方面，突出刻画了别里科夫这个在沙皇专制制度下胆小怕事的庸人形象。
契诃夫以细腻的手法描写了主人公的心理变化，揭示了精神上的奴性是多么害人，多么可怕，对人心灵的毒害是多么巨大，一个丧失了人格尊严的人是多么地猥琐。
与前人相比，契诃夫不仅在表现内容上有所不同，而且如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所言，他“创造了全新的书写形式”。
这首先体现在他改变了文学形象的塑造方法本身，他的小说表现各种各样的人物，但是他却放弃了传统的、细腻的肖像描写，在他那里最详细的肖像描写也没有超过十几行的，因此他的作品总的风格是短小精悍、言简意赅。
代替肖像描写的是比喻，是对服饰的典型细节的表现，如“套中人”别里科夫：作家详细地描写了主人公的物件，像套鞋、伞、眼镜、帽子、各种小套子和房间的摆设，却唯独没有面部描写。
但是在几乎没有涉及外貌的情况下契诃夫却细致而准确地展示了别里科夫的心理状态，即恐惧。别里科夫是一个尖酸刻薄、神经衰弱、精神极度紧张的人的形象。
关于省略肖像描写或很少肖像描写，契诃夫本人说过这样的话：“描摹寻常的外貌恐怕多此一举彼得堡不是西班牙……”言外之意是说：在阳光灿烂的西班牙海滨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和爱情的喜悦或者忧伤，那里的人面孔上的表情和形体动作丰富多变，值得一写。
可是在彼得堡，在像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中那样的外省小城市里，受恐惧控制的人们千方百计地磨去自己的棱角，力求与别人保持一致，那样万人一面的外表又有什么必要去浪费笔墨呢
就像契诃夫研究专家分析的那样，契诃夫忽略肖像描写是因为他想要表现的不是个人，而是“一类人”，不是个体，而是群体。
针对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作者并没有灰心丧气，认为他们已经无药可救，反而从内心发出了强烈的呼唤：“不行，再也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了。”这句发自肺腑的话应该是契诃夫写这篇小说的最终目的，是这篇小说的最强音，也是他写作同类小说的宗旨。
如果说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大师，如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塑造了一系列“小人物”的形象(社会底层的小官吏、穷人等)，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那么，到了契诃夫这里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比如也是“小人物”的别里科夫，作家笔端流露出的批判就多于同情，批判他本身的软弱无能，批判他不知自尊，在有权有势者面前卑躬屈膝。
可以说契诃夫写“小人物”，本意是要揭示妨碍他们成为真正的人的东西，因为在契诃夫的心目中，一个人“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尊严”，一个诚实的人“不可能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地位的卑微而贬低自己的尊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大写的人。
在给友人的信中，契诃夫写道：“应该写这样一部小说，表现一个年轻人，一个农奴的儿子，一个从前的小商贩，一个受过官职尊卑教育、吻着神父的手、膜拜别人思想长大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是如何一点一滴地摆脱掉自身的奴隶印记，表现他如何在一个明媚的早晨醒来，发现自己的血管里流着的已经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
因此，契诃夫的创作虽然是以俄国生活为背景，以夸张和讽刺的笔触表现俄国人的劣根性，但细细读来，他的作品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人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他鼓励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尊严，要消灭精神奴役，追求平等、自由、勇敢和心灵的纯洁。
